可惜，希伯来的上帝终究管不了美国人的闲事。她的母亲不仅上楼了，还试图打开她的房门。发现她的房门上锁后，她的母亲一边咒骂，一边掏出叮叮当当的钥匙，插进锁孔，走进来，一把将她从床上提拽了起来。
安娜尖叫一声，张牙舞爪地想要逃离。她的母亲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，直接将她打成了哑巴，鼻孔喷出两道熏人的酒气，开始骂她。
她的母亲平时被各种男人点评、侮辱，因此她责骂自己的女儿时，自然而然地切换成了男人的视角，射出刻薄又下流的眼光，对安娜的相貌、身材和神态进行全方位地批评。
虽然后来，安娜长成了一朵凶狠的食人花，但那时她还是一朵稚嫩、娇弱的小花。母亲咒骂她，羞辱她，折磨她，她只能一抽一噎地、沉默地承受。
最后，布朗女士骂累了，流下了两行疲惫的眼泪，开始对她道歉，哭着说自己也不容易。安娜尽管觉得她是在放屁，却只能捏着鼻子原谅了这个娘们儿。
这样的景象，从她七岁到十八岁，一直在上演。她的母亲从未停止过计划逃离她，她也想要摆脱母亲带来的阴影。
可是，摆脱不了，怎样都摆脱不了。
她表面上嫌弃母亲，背地里却学着她抽烟、骂人和酗酒。她穿着母亲穿过的长裙子，穿着母亲踩过的高跟鞋，涂着母亲用过的口红，手指间夹着母亲曾吸过的细长香烟。
她的母亲头也不回地抛弃了她，却将一缕灵魂植入了她的体内。
她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那个女人。
她似乎注定像那个女人一样，活得尖锐又麻木。
——
“先生，这是安娜·布朗的所有资料。”
谢菲尔德竖起一根食指，放在唇上。他站起身，将病床一侧的窗帘拉上，走出病房后，才接过雅各布递来的文件。
安娜·布朗，出生于1951年6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布鲁克街区。母亲玛丽·布朗，无业游民，1969年3月18日暴毙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郊外，死因是枪弹创伤。
她运气不好，男朋友将车停在路边，去便利店买矿泉水。她无聊在副驾驶座摆弄“傻瓜相机”，刚好跟两个劫匪打了个照面。那两个劫匪怀疑她拍下了他们的正脸，一枪射穿了她的脑袋。实际上，相机连胶卷都没有装。
安娜的母亲确实找到了真爱，却在一场滑稽的意外中香消玉殒。
如同命运为展示自己的精妙。而刻意安排的巧合一般。
谢菲尔德合上文件夹，走到露台上。这家私人医院开在富人区，每一间病房都配备着书房、盥洗室和小花园似的露台，甚至还有面积不小的高尔夫球场。
雅各布替谢菲尔德拉开椅子，走到吧台边倒了一杯热茶送过来。谢菲尔德坐下来，点燃了一支雪茄，夹在两根手指的中间，低声问道：“她母亲的男朋友呢？”
“跑了。洛杉矶的安葬费太贵，他付不起。”
谢菲尔德停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先给她的母亲安排葬礼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