巡检司，各捕所捕卒，有缉拿捕盗的职责，也有维护汴京城治安的职责。
在他们眼皮子地下，潜藏着如此毒瘤，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须知，汴京城境内，那是五百步一捕所，密密麻麻的遍布汴京城。
如此情况下，还有烂泥人在汴京城内为祸，可见他们有多疏于职守。
他们但凡是认真一点、谨慎一点、用心做事一点，烂泥人也不至于嚣张至斯。
当然了，此事也并不是全是他们的错。
问题的根子还在大宋的制度上。
汴京城的治安，巡检司能管、开封府能管、五城兵马司偶尔也可以插手。
三个衙门，在职权上有所冲突。
他们总想着有人会替自己去干那些脏活累活，所以什么也不做。
互相推诿，互相依赖，就给了恶人可乘之机。
此外，汴京城内权贵众多，又有许多御史言官。
开封府权知府，那是朝中重臣，多少还能管一些人。
可五城兵马司和巡检司的官员，在朝堂上就没多少地位。
所以汴京城内权贵们欺压良善、胡作非为，纨绔子弟们跑马为祸，他们都不敢管。
御史言官总是喜欢指责这个指责那个，总是喜欢越过法度流程，去干预一些事情，以彰显自己清贵的身份。
如此一来，汴京城内管理治安的衙役、兵卒，除了能管理管理百姓外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管。
上上下下都信奉着那种多做多错、少做少错的心思。
那些为祸的恶人，自然抓住了他们这个心思，不断的壮大。
最终成为了一个大的祸害。
此事的根子还在制度上，而且还是文制。
寇季和赵祯二人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即便知道此事的根子在何处，也没有人开口。